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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来源:智胜彩票吧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发稿时间:2020-05-26 05:43:47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她说一年多来一直在纠结,在摇摆,然后再论证,“最后论证来论证去,认为在现行的刑事责任年龄的情况下,先完善我们的收容教养制度,然后再对这种低龄未成年人的罪错行为进行惩治与矫正相结合,这条路可能是中间路线, 但是是理智的、可行的”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低龄暴力犯罪数量少不具有普遍性?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尚伦生认为,主张降低刑责年龄的观点中,普遍采用一个论据,就是民法中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年龄为8周岁以上,认为参照民法中的规定也应当降低刑责年龄。“我觉得这是两个性质的问题,一个是刑事的问题,一个是民事的问题,刑事的问题属于公法规范的范围;民事的问题属于民法规范的范围,也就是私法规范的范围。私法可以宽容,可以放得更宽一些。但是公法或者说刑法对刑事责任的调整一定要严格把握,不能随意降低”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尚伦生表示,一些人之所以认为应当降低刑事责任年龄,就是为了打击未成年人违法犯罪行为,但是刑法不是万能的,“不是说降低了刑事责任年龄,12岁、13岁的孩子就不犯罪了。这就如同刑法当中规定,职务犯罪可以判10年以上有期徒刑、无期徒刑甚至死刑。但是一些领导干部仍然前赴后继,有的被判了死刑或终身监禁,可是后面还有人创造了新的贪腐数额。所以从这上面看,刑法确实不是万能的,我们要抛弃刑法万能的这种思想理念”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尚伦生认为,衡量刑责年龄该不该降低,应当考虑到刑法的谦抑性,“刑法一定要有度,即便是冰冷的刑法也一定要有温度,特别是在青少年方面,要给予特殊的保护,甚至说在某些时候是网开一面的,包括我们刑法当中的前科消灭制度、分层制度等等,都是对青少年的一种特殊保护”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本次人代会,她提交了议案,建议激活收容教养制度,在《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》中继续保留收容教养制度并加以完善,做出立法解释使其具有法律依据,在审理和决定程序上实现司法化,并由民政部门领导,司法行政部门协助,成立专门的收容教养所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冯帆则提出,“我赞同降低刑责年龄,刑法确实不是万能的,但是如果刑法没有威慑力是万万不行的”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涉及疫情防控知识的“开学第一课”。 杨迪 摄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周世虹认为,目前高铁票价及退改签费用等方面存在定价不科学、不透明、不合理等问题,亟需改革。因此,他建议综合考虑距离、速度、时间等因素,科学、平衡地确定各类高铁以及普通列车的票价,并允许高铁票改签两次,包括变更到站,方便乘客选择时间和空间,降低乘车成本,减轻老百姓负担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方燕表示,调研过程中发现,如果一味降低刑责年龄,意味着有更多的低龄未成年人进监狱,“监狱是一个鱼龙混杂的地方,可能会形成一种监狱化的人格。这些孩子很年轻,未来是要走向社会的。那么他如何回归社会?将来会不会成为社会的不安定的因素?这是特别需要思考的问题”。